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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调面对的是人复杂的生活和思想

来源: 中国青年报    作者:    发布时间: 2021-02-10 09:27    编辑: 晁晓霞

  流调面对的是人复杂的生活和思想

  电话又响了。

  听筒里冒出的消息很要命,是新增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病例。

  2021年1月,在石家庄藁城区增村镇附近的两所中学里,驻扎着300多个流行病学调查员。学校教导处改成指挥部,最里面的桌子搁着一部电话,它一响,任务就来了。

  接下来的行动,要足够快。

  1

  快!

  1月2日,河北医大二院确诊一例新冠肺炎患者。

  石家庄疾控中心副主任梁震宇立即赶到医院,调出监控视频,排查那位患者确诊前“接触”过的人,包括家属、医生、同在急诊科的其他患者,甚至还有清洁工和一个她问过路的人。

  患者来自石家庄藁城区小果庄村,初步锁定的密切接触者超过了200人。

  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师鉴记得,2日当晚,小果庄村已经紧急“封村”,针对附近区域居民的核酸检测,出现了多个阳性结果。

  “事态严重了。”师鉴说,信息被迅速上报,3日早晨,国家专家组已经抵达石家庄。

  3日这天,河北省沧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丽敏预感到:“我们可能要做去石家庄支援的准备了。”

  “那可是本土病例,存在了一段时间,不知扩散到什么程度。”她回忆,自己当时甚至盘算了一下,如果出发,带谁走。

  第二天晚上11点,沧州疾控接到通知,24名市、县疾控人员组成的流行病学调查队连夜出发,庞丽敏担任队长。她带上了“老人儿”,也带上了新手。

  “‘演练’100次,只要有那个‘演’,就比不上一次实战。”她说。

  与此同时,保定、邯郸、唐山、衡水、承德、秦皇岛……都组建了流调队赶往石家庄。

  5日凌晨,流调队员不断抵达藁城区增村镇刘家佐中心小学,这里是疫情的“焰心”,距离小果庄村1公里。单日确诊病例还在增加,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。

  流调是份苦差事。正如每一期新学员培训都会听到:“升官发财请走别路,贪生怕死莫入此门。”

  接到新增阳性病例报告,流调人员要争取尽快赶到现场,面对面提问,包括14天以来,你见过谁,去过哪儿,参加过什么活动等。这些信息会形成流行病学调查报告,为寻找病毒源头和阻断病毒传播提供数据支撑。

  “说白了,流调就是找上家、找下家、摸清轨迹。”梁震宇解释,“上家是传染源,看有没有控制住,下家是疫情可能播散的范围,要提前采取行动,走一步看三步,下先手棋。”

  行动要足够快。

  按照国家方案,个案调查表要尽可能于24小时内完成,这一次,藁城流调队的规定是4小时。

  2

  那台要命的电话,最多时一天带来100多个流调任务。

  “说真的,很恐惧。”梁震宇说,“石家庄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,得赶紧弄。”

  流调人员像一群织安全网的人,编织起来的信息越准确,脉络越分明,病毒就越难通行,“防住了,我也许能回家过年”。

  1月18日中午,即将执行任务的马琳把女同事的碎发小心拢起,一点点塞进防护帽里。拉上防护服拉链后,她又从下往上检查了一遍。

  “忍着点儿疼。”她用力摁住同事口罩上的密封条。最后,她给每一副护目镜上的松紧带打结,防止它们忽然绷开。

  “冲的时候要勇敢,但不能不讲科学。”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藁城流调队的队员说。

  出一次现场,组员的配置通常是,一个提问者,一个记录者,一名公安人员,一名负责全员消杀的安全员。

  “医院一般是疫情的最末端,而我们是最前端。”在前往隔离点的路上,马琳解释,“医院知道面对的是确诊病例,但我们不知道会面临什么,风险更大,要更注意防护。”

  面包车停在藁城区一家快捷酒店门前,马琳再次确认了所有装备,包括用来记录的文具、手消酒精和垃圾袋。她戴上第二层手套,检查了每一个随行人员的手腕,确认防护服的袖子都紧紧掖在手套里。

  真到了打硬仗时,气氛又要轻松。到病例所在的房间门口,马琳敲门,热情地打招呼。她保持着不算太远的距离,身体前倾,像晚辈探亲般地问:“阿姨,您元旦节过得好吗?”

  她的问题是裹着花棉袄的导弹,看似家常,实则有着精确的目标。

  “没吃饺子?”是问去哪里买菜买肉。

  “叔叔好喝两口儿呗?”是问有没有参加村民活动。

  “孩子们来看您了吧?”是问家庭密接。

  现场流调对提问者的要求很高:要熟知个案调查表的内容,并梳理成通俗易懂的问题;要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,聊天中找出危险因素暴露史和发病后的密切接触者;要思维缜密,有质疑和印证信息的能力;还要忍耐,在被调查者不配合的时候不放弃。

  “你把对方当成一个具体的人,你才能得到想要的数据;你要是把对方当成数据,你恰恰得不到想要的东西。”庞丽敏说,“不能说我穿着这身衣服,我就能强制他,就能高高在上,我得想像我是他,得多担心,多害怕。”

  有时,这些提问者要“察言观色”“斗智斗勇”,最不济的时刻还得“拿传染病防治法吓唬一下”。

  确诊病例“面对面”了,但同时锁定的密切接触者多到来不及见,就一个一个地打电话。驻地中学的教室,课桌三三两两拼凑起来,桌上是电脑、文件、电话座机,桌下的地板爬满电线。

  任务多的时候,流调队员要从早上7点忙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。梁震宇记得,有一部电话最先停机了,因为拨出次数太多,又没什么“规律”,被电信运营商误认为“诈骗”。

  3

  与此前不同,河北省遭遇的这轮疫情,核心在农村。

  小果庄村地处三县交界处,年底村民活动频繁,基层公共卫生脆弱的防线很快被病毒击穿。村民年龄偏大,爱串门,不习惯戴口罩,总体的文化水平有限。一旦出现本土病例,疫情极易扩散。

  “预防”失效后,流调的难度也大。

  有一次,马琳接到一个确诊病例,是位70多岁的老人,电话打过去,对方说藁城方言,她听不太懂。她想“视频面对面”一下,对方用的是“老人机”,实现不了。再打过去,电话关机了。在公安机关的辅助下,她联系上对方亲属,这才知道老人已被接到定点医院救治,手机没电了,也没带充电器。她又找到老人同病房的患者,请人代为询问、翻译,“扯着嗓子喊,满屋子都是我们组的声音”。结果那位病友说着说着,误报了自己家的情况。

  “农村一个地方的人,叫昵称、小名的多,同名同姓的也多,他的闺女正好和老人家亲戚同名,我们追查下去,以为名字对上了,结果却闹了个乌龙。”马琳回忆,她没放弃,换了个线头,从老人请的水管工往下查,锁定了这条传染链的源头,最终完成了流调报告。“如果说这个案例是很多因素赶巧了,那么还有一些,是人为的、刻意的隐瞒。”

  流调队曾遇上一个特别麻烦的案例,对方经营铺面,客流量大,顾客停留时间长,其中一位顾客确诊后,马琳和组员找到老板,他也确诊了,但拒绝提供任何信息,民警出面也无果。

  事实上,这位老板清晰地记得,自己与确诊病例接触过。为了“洗脱嫌疑”,他曾在得到消息后专门跑到另一家店去消费,谎称确诊病例到自家店的那天,自己在别人店里,制造“不在场证明”。

  与流调人员沟通的过程中,他和妻子不断“交流”“串词”,故意说错日期。最终,还是老板娘顶不住压力,提供了几位顾客的联系方式,揭穿了丈夫的谎言。

  “他甚至编出,去哪儿吃过饭,有多少人,在角落吃,刻意离大家远一些……叙述特别完整。”这些虚假信息耗费了流调人员大量的时间。

  但马琳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,“他会担心以后没人去店里了,会担心营业资质受影响,会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被网暴……”

  庞丽敏有同样的感触。在她看来,传染病患者顾虑很多,比起疫情扩散,他们更怕被人歧视和疏远,怕人追责和埋怨,怕影响生计和生活。尤其是在农村,“对政策的理解和对结果的认识也不足”,乡情又很重,说出密切接触者,在很多人看来带着“出卖”的意味。

  每一次面对流调对象,庞丽敏都会先承诺“保护隐私”。她去年追过一条从武汉到沧州的家庭传染链,一点点挖信息。面对这个执着的女人,那家人终于放下了防备。

  “他们意识到,这事儿对他们家已经不太重要了,但对我,对别人来说依然很重要。”她觉得很感激。

  在面对过患者各式各样的恐惧、顾虑和抵触情绪后,梁震宇说,“人”比“病人”要复杂得多,流调队员面对的不是他的疾病,面对的不是病毒,而是这个人复杂的生活和思想。

  辅助流行病学调查的技术越来越多。手机信号追踪能还原行动轨迹、车票实名制能锁定密接者、视频监控和人脸识别能确认身份……还有新开发的流调系统,一边采集录音录像,一边实时转化成文字,自动整理、分析,拎出关键信息。这个系统最有趣的功能是“方言模块”,据介绍能听懂“武汉话”。

  河北省在针对本轮疫情的流调工作中首次引入了公安队伍。在藁城流调队的驻地,随时可见身着制服的民警。“比起一些年轻的疾控人员,公安人员的心理素质更好,社会经验更丰富,他们能快速找到要找的人,他们的身份也是种震慑力。”梁震宇说。

  4

  流调报告的第二站是分析组,那是一份“和数据打交道的工作”。

  从一个感染者找到一群密接者,这会形成一个枝干。枝干多了,就需要不断分析,复盘轨迹,找到交会点,幸运的话,有时能像一棵榕树,从无数支柱根出发,找到主干,找到真正的根,那就溯源了。

  对普通人来说,排除刻意隐瞒的情况,将14天的生活片段完全回想起来是很困难的。需要流调人员现场提示,也需要“回头看”,用密接者或相关病例的信息反复印证,拼凑完整的链条。

 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(第七版)》对“密接判定”有清晰的规定,一共9种情况。但在现实的流调工作中,一些情况比较“复杂”,难以判定,考验“水平”。

  “比如说打车,光知道几点,但出租汽车司机的信息完全不掌握。”梁震宇说,“或者去了一家快餐店,但不认识坐在一起的那个人。”再比如学校里一个班级,有了一个确诊病例,是否应该全班、全校判定“密接”,要根据接触方式、防护情况综合判断。防控的圈画小了,有可能漏网,但圈画大了,社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。

  为了追求精准,流调队专门成立了一个“质量控制小组”,遇上“疑难”,开会讨论。

  在梁震宇看来,只有1个病例的时候,可以“严”一点,把可能的密接者都隔离起来;但当出现10个病例时,隔离的代价就显然不同了;如果是100个,那就完全不一样。还有些密接者不是现场流调后马上能追踪到位的,特别是商场、医院等公共场所,得反复回看录像。很多信息交综复杂,传播链条多,密接的密接还有密接,因此每一个病例都要有流调队员专门跟踪,查着查着与别人的链条有了交集,把信息传递过去接着查,最终能慢慢串起来。

  因此,一份流调报告即使已经递交,依然是“动态变化”的。

  庞丽敏通常要求自己在24小时内完善最终的报告,因为“时间太长,防控最有利的时机就失去了,也就没有意义了”。

  “流调队是摸第一手资料,发现几个密接先报过来,我们就能赶紧追踪、排查、隔离、管控,也许能及时避免一波疫情的扩散。”师鉴说,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率领流调分析组,驻扎在藁城的一家酒店里。一起驻扎的还有国家专家组领衔、广东省疾控支援、石家庄市公安局参与的溯源组。

  与现场流调队热闹的驻地不同,这间酒店寂静极了。办公地点设在铺着地毯的大会议室,听不见脚步声和谈话声,只有键盘和鼠标按键作响。

  据分析组成员、河北省疾控中心张海霞介绍,组员要分工协作,首先对所有的流调报告进行汇总、编号;接着录入数据库,提取关键信息,将文字段落表格化;然后进行数据处理,绘制病毒传播链分析图、家族聚集性病例关系图等;最后由专家汇总成综合性的“日报”,为疫情防控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。

  “工作量特别大。”张海霞说,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流调队传来,进入精细化处理的流程。

  每天,分析组把当天流调报告梳理出来,跟着病例数走,最多的一天有100多个。通过这些报告,他们要找出“特点”和“风险点”,当天出2-3份“日报”,有时还得分地区写。病例少的时候,他们会进行专题分析,看流调信息是否全面、病例的影响范围等。前不久,他们又开始评估疫情再发生的风险。

  驻扎藁城10多天后,当张海霞打开一份表格,输入“婚宴”“医院”等关键词,相关的病例信息就会成组地显现出来。在另一些已经绘制完成的传播链分析图上,几代病例的感染途径清晰可见。

  1月17日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在石家庄说,“这次疫情溯源可以说是近年来最艰难的一次”。

  遗憾的是,因为本土病例存在时间较长,截至发稿前,河北本轮疫情的源头尚未追溯到。记者试图采访溯源组专家,也未得到回应。

  2021年2月6日0-24时,河北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,无新增死亡病例,无新增疑似病例。2月7日,驻扎在藁城的联合流调队正式撤离,接下来的工作由藁城区疾控部门接管。

  张海霞所在的分析组还没撤,他们要完成城区的消杀工作,还要参与总结和汇报。

  这个1988年出生的女子自称“特别理性”,她的日常敌人包括霍乱菌、炭疽菌等。

  但她也有特别感性的时刻。半个多月前的一天,她收到一份流调报告,尽管没有面对面,但病例的“流行病学史”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  “那是一名中学生,父母离世了,和祖母生活在一起,而祖母刚刚确诊罹患肝癌。”

  那一刻,张海霞更确定了,她面对的,从来都不只是数据。

  (中青报·中青网  见习记者鲁冲、实习生文露敏对本文亦有贡献。)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 秦珍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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